资料照片: 2017年9月6日悉尼城里穿梭的人们。
墨尔本 —
澳大利亚一名联邦法官11月1日星期五作出裁决，认定联邦议会的单一民族党领袖保琳·汉森参议员(Pauline Hanson)违反了反种族歧视法，因为汉森粗鲁地告诉巴基斯坦裔的参议员梅赫琳·法鲁基(Mehreen Faruqi)“滚回巴基斯坦去”。
无独有偶，就在联邦法院发出这项裁决的头一天(10月31日星期四)，一群白人至上主义者在社交媒体X上发帖称，他们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一处神圣的原住民圣地举行集会，贴上的照片显示这群人举着一面新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组织的旗帜和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沃宁山属于白人”。警方目前正在对此展开调查。
就在一周前的10月26日，在墨尔本郊区的图拉克(Toorak),一群新纳粹分子到中国领事馆外举行集会，使用种族歧视性的语言，呼吁中国引渡一名被控八月份在布里斯班向一个婴儿泼热咖啡的华人男子。
几天之前 (10月21日星期一)，另一群身着黑色衣服、戴着面罩的新纳粹分子出现在墨尔本多克兰斯(Docklands) 区一场声援外来难民的集会上，他们高呼种族主义口号并挥舞攻击性的横幅，一时间造成恐慌。
澳大利亚在结束了令人诟病的“白澳政策”后，像大多数移民国家一样，积极落实族群平等与多元文化政策。但是，近年来，随着极右翼势力的四处蔓延，以及社会上种族歧视现象的频仍，外界担忧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有抬头的趋势。
澳大利亚华人遭遇种族歧视
多位澳大利亚华人对美国之音表示，曾经遭遇过种族歧视。这些种族歧视不仅有肢体攻击和言语辱骂的显性种族歧视，还有看似无关痛痒却给人带来伤害的隐形种族歧视。也有受访者表示，种族歧视在澳大利亚是极个别行为，主流社会是反对种族歧视的。澳大利亚的大学研究指出，有近76%的受访者曾经遭遇过种族歧视。专家认为，澳大利亚在反种族歧视上依然任重道远。
来自中国广东的林先生今年刚到墨尔本留学，他在受访时表示：“来澳八个月，第一次大白天直接遭遇种族歧视，而且还是国庆当天的10月1日。”
他回忆说：“当时走过当地小学的路上时，看到一群学生在栅栏旁玩耍。他们中有人突然向我泼了一瓶水，整个头发都湿了，然后一哄而散。我当时气不过，立刻举中指回击，然后他们就疯狂喊Ching Chong。”Ching Chong是一个种族主义的贬义词，经常被一些种族分子用来嘲弄说汉语的人、华裔甚至其他外貌类似华裔的东亚人。
林先生表示：“后来我找到他们学校邮箱，发了投诉信，但是也没有回复。我其实说开了之后就没事了，因为首先我自己没有做任何错事，所以不能内耗。”
人权活动人士“洞物员”也曾在X上披露，自己在国际反种族歧视日的前一天，在澳大利亚的公交上，遭遇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攻击，她的腿和心脏因为攻击和恐吓而受到伤害。
旅澳多年的李先生受访时表示：“我乘坐公共交通从来都是老老实实刷票，但是有一次乘坐公交，刷卡上车后，找了个中间的位置坐下来没多久，两个躲在后面的查票人员，径直走到我面前，说要查我的票。我就纳闷了，车上这么多人，你为什么不查别人，就查我一个黄种人。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查票要有查票的规矩，不能胡来，你们如果怀着种族主义的心态去选择性查票，我是决对不能配合你们的，我有没有刷票，你们车上有监控而且也是当着这么多人面。”
李先生略显激动地说：“我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羞辱，就是不给他们查，他们中一人竟对我耳语威胁，不配合就叫警察来抓我。我在这里真没见过这么粗鲁无礼的人，这不是种族歧视是什么？”
据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大学今年7月发布的《了解维多利亚州遭受种族歧视者的举报障碍和支持需求》报告，76% 的受访者(或他们照顾的人)在澳大利亚经历过种族歧视；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在过去 12 个月内经历过种族歧视，最常见的是在工作场所(57%)、购物中心/商店(50%)、公共交通(38%)和其他公共场所(37%)或网上(35%)。
牵头该报告的维多利亚大学副教授马里奥·佩克（Mario Peucker）对美国之音表示：“该研究由维多利亚州属机构资助，重点研究维多利亚州的情况。据我所知，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没有这样的研究。我猜想，它应该与澳大利亚各地的调查结果非常相似。”
微妙的种族主义
除了肢体攻击和言语辱骂这样的显性种族歧视，也有受访者表示在工作和生活中隐形歧视越来越普遍。
在墨尔本留学的孔女士受访时表示：“在大街上走，曾经被大龄白男超大力地推开；去超市购物结完账后被要求开包检查，展示每一样物品；投递简历杳无音迅，有人做一个试验将简历名字改成英文名和姓，其他内容不变，英文版收到了回复。”
她无奈地表示：“隐形歧视大多数时候不会直接地表现出来，会被伪善覆盖掉。虽然说是呼吁不要歧视，但是真发生时没办法追究。我经历过这些之后发现很难改变什么，只能说远离，也很难去走法律程序制裁那些种族歧视者。”
佩克教授指出：“我们经常听到的日常种族主义，人们有时称之为微暴力。我不喜欢称之为微暴力，听起来很微不足道，好像也没有造成伤害。但调查中，人们向我们报告的最常见的种族主义是微妙的种族主义，比如‘你的英语真的很好’，这种小事非常微妙。”
“有人说，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比过去更加微妙，但可能不再表现在脸上了。问题是没有法律，你对这种难以证明的微妙种族主义无能为力，这样做并不违法。但它仍然伤害了很多人，”佩克补充道。
关于言论自由和微妙种族主义的边界问题，佩克教授认为：“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它总是有边界的。侮辱、辱骂、口头骚扰都是违法的。在许多情况下，言论自由是可以的，只要你不违反其他规则和法律。”
他也表示：“我认为许多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我们与人们合作，解释如何就种族主义进行公开对话。他们可能会停止这样做。”
遭遇种族歧视后的救济途径
维多利亚大学的报告指出：“在受访者中，只有不到 16% 的人向组织或社区团体举报过种族主义事件。举报者主要向事件发生的组织或维多利亚州警方举报。不举报的原因往往是相互关联且相互强化的。其中包括绝望感(什么都不会改变；91%)、认为举报太难(83%)、担心不被认真对待(83%)、担心负面后果(76%)或不知道在哪里举报(75%)。”
澳大利亚人权理事会的资深调查专员丽贝卡·龚(Rebecca Gieng) 电邮回复记者提问时表示：“人权理事会采用争议解决程序，旨在促进双方就指控进行讨论，并根据双方乐于接受的条款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因此，人权理事会就解决方案达成的任何协议都需要双方同意。”
“对于非法歧视的索赔，我们无权确定是否存在歧视，也不能下达命令(例如发出罚单)。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那么我们的程序就结束了。如果案件终止，投诉人可以选择向联邦法院或联邦巡回法院和家庭法院进一步追究此事，”丽贝卡·龚说。
在澳大利亚执业的迟律师受访时说：在大街上遇到种族主义辱骂，不知道对方是谁的话，维权就比较困难。如果在工作场合或中介租房对你有歧视，你知道他是谁，能够找到他，这样起诉到当地的VCAT（维多利亚州民事及行政仲裁法庭）是没问题的，就可以handle（处理）。一般诉求包括赔礼道歉，如果有经济损失能证明也可以申请。”
迟律师表示：“VACT属于Tribunal（仲裁机构） ,能帮你快速解决这个事，结果也是有执行力的。如果是政府公共部门涉嫌种族歧视，依然是起诉，然后往下走这个程序。处理周期不会很长，平均几个月的时间，要看案件状况才能决定胜诉可能性。”
据丽贝卡·龚披露，“如果我们尝试调解，那么过去5年的平均调解率为63%(2023-24 年为56%)。需要注意的是，问题是否解决将取决于双方，可能需要双方做出一些妥协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在澳大利亚人权理事会发布的《2022-23年度报告》中提到，2022-23年度，理事会共收到14,984份问询，其中种族歧视，包括种族仇恨占9%。2022-23年间，理事会收到2,562起投诉，其中19% 的投诉是根据《种族歧视法》提出的。在就业方面，这占《种族歧视法》投诉的36%。在商品和服务方面，这占《种族歧视法》投诉的42%。”
种族主义行为的背后
近年来，澳大利亚种族主义行为的多发，也引发人们反思这种行为背后的原因。有受访者表示，种族歧视不是普遍现象，很多时候不得主流社会人心。另有受访者认为，种族歧视背后也与个人经历、社会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旅居墨尔本的中国民主活动人士高健先生在受访时表示：“借泼婴事件发表种族言论的行为不合适，那是极右派的少数人行为，我觉得澳洲主流社会大部分人不会接受他们这种行为的。”
“在澳大利亚走极端的种族歧视现象，大部分我接触看到的，第一是失业人员，第二年轻人比较多。这些人中学都没有读完，在社会上晃荡晃荡，本身就是不良少年，警察经常光顾他们家。有些人一看到亚洲人，就动粗，说“滚回去”什么的，”高健说。
高先生还举例：“曾经当地有几个年轻人要组织游行，把亚洲人赶回自己的国家去，申请人只有十几个人，最后反对的人有几万人。他们当时在当地议会申请的，结果当地马路上全部都是反对他们的，而且反对他们的都是澳大利亚人，当初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我从来不担心澳大利亚会掀起排外的思潮，我觉得澳大利亚人还是很包容的。”
留学生孔女士指出：“我发现一般来说种族歧视者他们本身受教育程度不高，要么就是岁数比较大，对中国还停留在无数年之前的印象中。”
另一位来澳5年多，一直从事送外卖工作的外卖小哥受访时表示：“澳大利亚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中国也是一样，种族歧视的行为都会有，不是澳大利亚独有。澳大利亚现在到处是中国人，好像全世界都是中国人。现在经济不是很好，到了饭点时间也没啥单。工作也不太好找，一些当地人觉得中国人抢了他们的工作，对中国人不太友好。”
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指出：“澳大利亚当然有种族主义，特别是白人至上者，有这么一群人。但是澳大利亚从制度上讲，它是没有制度性的胡或结构性的种族主义，种族主义是政治不正确，而且是非法的东西，所以需要分两个层面。个别的，某个群体有这种概念，但不是占主导的，也不是制度性的和结构性的，首先要对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有一个基本的定位。”
“澳大利亚本身也是移民国家，当白澳政策结束后，现在对土著人和亚洲人，很自觉地有意识地去压制种族主义这一块，”冯崇义补充说。
冯崇义继续表示：“第二方面，反种族主义经常会被中国政府利用，就是把对中国政府的专制行为，违反人权行为的批评，把它硬说成是种族主义的行为。这个政府不代表中国人，这个要有一个明确的区分，要避免中国政府炒作这个话题。”
反种族主义依然任重道远
不过，维多利亚大学的佩克教授指出，“种族主义仍然是系统性的、制度性的和结构性的。我们在处理这些结构性因素方面做得还不够好。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很难利用教育和其他工具来解决种族主义的制度性行为。”
佩克表示：“我们过去的反种族主义工作不是很有针对性。我们从社区得到的建议是，我们需要更多更具体的反种族主义工作。针对当地的情况，根据种族主义的程度来制定计划。例如，如果购物中心发生种族主义，那么那里的经理就要采取行动。我们必须开展更有针对性的反种族主义工作，这通常侧重于当地的具体情况，并与社区合作解决这一问题。”
“因此，必须在学校和工作场所开展教育，谈论种族主义，谈论它多么有害。他们这样做得并不多。这在学校和工作场所并不常见，他们仍然回避讨论种族主义到底是什么，以及受影响的人的感受。这是我们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佩克说。
佩克也分享，他们的团队目前在当地建立了3个社区网络，与议会合作，培训他们的员工和其他能够提供支持的社区组织。当社区中的某个人受到种族歧视，他们可以提供支持服务和建议。“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做。推广服务需要一段时间。我们正在积极努力，”他说。
佩克教授认为：“这项法律(澳大利亚反种族歧视法律)很难实施，与其他国家相比，澳大利亚对种族主义的打击并不强有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目前(受害者)很难证明受到种族歧视，很难上法庭，费用昂贵，需要很多时间，这个过程也需要使其更容易。”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