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中国人的童年记忆里,“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并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一种日常存在。它刷在村口的白墙上,写在学校的围墙上,也贴在计划生育办公室的门口。人们每天路过、抬头、低头,它就在那里,像一句无需解释的命令。那时,生育不再是家庭内部的决定,而是一项被严格管理的公共事务。是否响应号召,直接关系到一个家庭在社区中的位置,也关系到个人是否被视为觉悟高。从那个阶段开始,生育权第一次被系统性地从个人和家庭手中抽离出来,交给了国家。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以“人口增长过快将拖累经济发展”为理由,正式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套政策并非简单的人口调控措施,而是在特定政治背景下,被赋予了“科学”“理性”和“长远利益”的合法性。少生,被描绘成一种责任;顺从,被视为一种美德。
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中,人们被反复告知:少生一个孩子,国家就能更快发展;
缩小家庭规模,是为了民族的未来。在这种叙事框架下,质疑几乎不可能存在。对政策的不同意见,很容易被简化为“不顾大局”“自私”“思想落后”。当政治口号披上科学与集体利益的外衣,个人权利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讨论空间。
如果说政策文本还停留在纸面,那么在基层,它的执行方式却异常直接。在城乡各地,尤其是在农村,女性成为这一制度最直接、也最沉默的承受者。强制上环、强制结扎、强制引产,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在特定时期被默许、甚至被制度化的手段。很多女性并未被充分告知风险,也没有真正的拒绝权利。生育,从一种自然的生命过程,变成了需要被层层审批、反复核查的指标;女性的身体,则被视为可以随时介入、随时调整的“管理对象”。
在当时的体制中,计划生育并非“可选任务”。干部的升迁、单位的评优、集体的政绩,往往与“达标率”直接挂钩。在这样的考核逻辑下,对个体的尊重反而成了一种失职。制度的冷酷,并不需要个人的恶意,只需要服从。
在官方叙事中,计划生育的“成功”常常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