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計劃生育的時代變遷與制度之罪
在許多中國人的童年記憶里,「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並不是一句抽象的口號,而是一種日常存在。它刷在村口的白牆上,寫在學校的圍牆上,也貼在計劃生育辦公室的門口。人們每天路過、抬頭、低頭,它就在那裡,像一句無需解釋的命令。那時,生育不再是家庭內部的決定,而是一項被嚴格管理的公共事務。是否響應號召,直接關係到一個家庭在社區中的位置,也關係到個人是否被視為覺悟高。從那個階段開始,生育權第一次被系統性地從個人和家庭手中抽離出來,交給了國家。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以「人口增長過快將拖累經濟發展」為理由,正式推行計劃生育政策。這套政策並非簡單的人口調控措施,而是在特定政治背景下,被賦予了「科學」「理性」和「長遠利益」的合法性。少生,被描繪成一種責任;順從,被視為一種美德。
在鋪天蓋地的宣傳中,人們被反覆告知:少生一個孩子,國家就能更快發展;
縮小家庭規模,是為了民族的未來。在這種敘事框架下,質疑幾乎不可能存在。對政策的不同意見,很容易被簡化為「不顧大局」「自私」「思想落後」。當政治口號披上科學與集體利益的外衣,個人權利便悄無聲息地退出了討論空間。
如果說政策文本還停留在紙面,那麼在基層,它的執行方式卻異常直接。在城鄉各地,尤其是在農村,女性成為這一制度最直接、也最沉默的承受者。強制上環、強制結紮、強制引產,並不是偶發事件,而是在特定時期被默許、甚至被制度化的手段。很多女性並未被充分告知風險,也沒有真正的拒絕權利。生育,從一種自然的生命過程,變成了需要被層層審批、反覆核查的指標;女性的身體,則被視為可以隨時介入、隨時調整的「管理對象」。
在當時的體制中,計劃生育並非「可選任務」。幹部的升遷、單位的評優、集體的政績,往往與「達標率」直接掛鉤。在這樣的考核邏輯下,對個體的尊重反而成了一種失職。制度的冷酷,並不需要個人的惡意,只需要服從。
在官方敘事中,計劃生育的「成功」常常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