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7日，北京迎來入秋後最冷的一天，最低氣溫驟降至4℃左右。在這個低溫籠罩的夜晚，一則緊急通知被送至蘇敩（xiao）手中。
一位老人在凌晨3點52分從家中離開，身上只穿了一件秋衣和一件衝鋒衣，頭戴鴨舌帽，未攜帶任何通訊設備。
監控最後捕捉到老人的身影，是當天早晨8點35分，在中國木偶劇院門口的十字路口，他沿三環輔路西側的人行道徘徊，隨後消失在夜色中，再無蹤跡。
星期五, 9 1 月
在北京街頭，打撈走失的人
考慮到當晚氣溫極低，而老人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壓，在低溫環境下比普通人更容易失溫，蘇敩和他的幾名隊友研判後決定緊急出隊，並在志願者群里發布集結消息。
這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要在黃金時間內找回走失的老人。每多過去一小時，老人面臨脫水、飢餓、意外和突發疾病的風險就成倍增加。一個看似「正常」的走失，可能在幾小時內就演變成一場生死危機。
蘇敩創立的北京市志援應急救援服務中心，自2016年起開始義務尋找走失的阿爾茨海默症患者。這支擁有近1萬人的志願者隊伍，每天能接到幾十個求助電話。七年來已找回500多位老人。
「老齡化社會，老年人越來越多，患有阿爾茨海默症的老人也越來越多，走失的老人也越來越多。」蘇敩說，他和他的同事們也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根據最後消失地點的情況，蘇敩和他的隊友推斷出老人走的幾條線路，依次排查監控。
監控畫面在8點35分定格，老人消失在安華路口。經驗豐富的隊長判斷，他只有四個去向：向西、向南拐進小路、原路折返，或者上了公交車。
前三條路很快被堵死。關鍵的社區監控失靈；南邊小路的商家監控里空無一人；派出所監控證實，其後三小時內他既未西行，也未進入小區。
希望最後落在了安貞橋西公交站的雙向探頭上。然而當志願者和家屬趕到管轄的派出所時，心沉到了谷底，「那個監控是壞的。」連同對面信號基站的備用探頭，也一同癱瘓了。
天快亮了，疲憊的眾人回到原點，開始掃描街邊每一個商鋪自裝的攝像頭。
轉機在晨曦中出現。
木偶劇院的監控清晰地捕捉到：老人走進公交站，與引導員交談，隨後身影被站牌遮擋，十分鐘後仍未走出。幾乎同時，「西部馬華」餐廳一個極不起眼的攝像頭，在畫面的角落提供了幾個模糊的像素點，時間點高度吻合。
「上車了。」隊長斷定。
行動立刻分頭展開：一隊人衝去站台復原現場，另一隊人帶著家屬奔向馬路對面尋找新角度。終於，在浙江大廈一個拍攝停車場的監控里，他們從一個狹窄的畫面邊緣，看到了老人標誌性的鴨舌帽。
8點40分，帽子從畫面里徹底消失。他確實上了車。也就在此時，來廣營派出所來電，老人找到了。事後，他們才注意到，從那個公交站到來廣營，車程是漫長的1小時15分鐘。沒人知道，在那個深夜，老人在那輛公交車上，經過了怎樣的一段旅程。
救援隊在監控中看到老人
通常，根據線索層層排查，總能有跡可循。然而，也有例外。
每一次新志願者培訓，蘇敩常會講起另一個更為曲折的案例，那是一場真正的「生死時速」。
那是2017年5月，隊伍接到家屬的求助信息。90歲的老人獨自出門散步，已經一天未歸。
監控錄像捕捉到的最後畫面里，老人步履蹣跚，卻異常執拗地一直向前，直至身影徹底消失在監控範圍的邊緣。
隨後的四天，隊員們以這個「監控終點」為圓心，在地圖上划出網格，展開地毯式搜索。他們找遍了高樓背後殘存的平房區，穿行於人跡罕至的僻靜角落，房門緊閉，回應他們的只有沉默。
希望一次次燃起，又一次次熄滅——「他究竟在哪？」
轉機出現在第五天。隊伍將目光再次投向監控盲區附近，一片巨大的建築垃圾填埋場。遠望去，那裡只是鋼筋、木板和碎金屬堆積的荒蕪之地。
「但只要你一腳踏上去，」蘇敩回憶時仍心有餘悸，「整個人就會瞬間下陷。」肉眼所見的灰色地面，實則只是被建築廢水浸泡出的薄薄泥殼，其下是深不見底的人工沼澤。
就在這片危機四伏的「沼澤」中央，他們找到了老人。
北京志援應急救援服務中心的隊員們在空曠的垃圾填埋場找到了老人
老人仰面躺在一片面積約十幾平方米的泥潭裡，身體因長時間的掙扎而微微起伏。泥漿混合著分泌物，幾乎將他淹沒。他的眼睛被厚厚的污垢封住，口、鼻、耳中也灌滿了泥漿。由於長時間無法移動，老人已大小便失禁，招來的蒼蠅在他面部產下密密麻麻的蠅卵。
所有志願者在那一刻都感到心頭一緊，彷彿被什麼狠狠攥住。
老人被緊急送往醫院時，已陷入昏迷。經過四天搶救，才終於蘇醒。醫生說：「如果再晚送來一陣，後果真的不堪設想。」
找到的老人被送往醫院
這些老人的生活狀況各有不同，有些與子女同住，有些獨居養老，人生經歷也千差萬別。但他們卻有一個共同的困境——阿爾茨海默病。
阿爾茨海默病是一種因大腦神經細胞死亡而導致的神經退行性疾病，除了會「偷走」人的記憶以外，還會使患者出現運動障礙，生活自理能力逐漸下降，嚴重的患者還會出現行為異常，需要有專人24小時的照料。
即便如此，走失仍常在意料之外發生。有的老人只是在小區散步，轉眼就忘了回家的路；有的趁家人做飯的間隙，獨自出門後再無音訊；還有的甚至在熟悉的街口轉向，再也無法憑記憶找到家門。
《中國老年人走失狀況調查報告》顯示，每年全國走失老人約有50萬人，平均每天約有1370名老人走失，而在走失老人中，72%存在記憶力障礙，而記憶力障礙是阿爾茨海默病的核心癥狀之一。因此，阿爾茨海默病成為老人主要走失的原因之一。
而當走失發生時，一個個具體的家庭所面對的，往往是最措手不及的空白。
「任何家庭，哪怕平時再精心，也拿不出一份失智老人走失的應急預案：第一步該去哪兒、第二步該找誰、第三步說什麼——他們幾乎全是空白。」蘇敩說。
蘇敩所在的救援隊是給出答案的人。
每年，北京志援救助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救援中心」）都會為新志願者組織崗前培訓，10月底，蘇敩再次負責了主持這項培訓。
培訓會上，他幾乎全程帶著笑意，講到緊張處，會用輕鬆的話語化解新人的焦慮。
他身上是最普通的夾克和運動鞋，若混入人群，幾乎會立刻消失。若不是那挺直的腰板和言語間不容置疑的條理，你幾乎很難看出，這位樸素如鄰家長輩的中年人，曾是軍營里的一員。
蘇敩1972年出生於軍人家庭，7歲便被送入中國人民解放軍體工隊，接受系統的軍事體育訓練。2008年，他第一時間參與了汶川地震的救援工作。幾年後，他正式退休。隨後，他又開始參與山地救援，搜尋和營救在野外遇險的人員。
創辦北京志援應急救助服務中心，源於一次偶然。2016年元旦那天，蘇敩和好友相約去滑雪，等朋友來接時，一位老太太朝他走來，她穿著單薄，手裡拎著個塑料袋，問「高家園糧店」怎麼走。
那個地點離他們站的位置很近，但「糧店」是幾十年前的叫法。蘇敩馬上警覺了起來，蘇敩的姥姥晚年受困於阿爾茨海默病，他對這個病的一些特徵有些了解。他和她聊了幾句，發現老人說的事不是2016年，而是九十年代初的情況。這非常符合阿爾茨海默症的特徵：近期記憶喪失，遠期記憶卻格外清晰。
蘇敩當即聯繫了管片民警，說明情況後，把老人送到了派出所。
蘇敩
這本是冬日清晨的一段小插曲，但這事過去沒多久，蘇敩又遇到另一位走丟的老人。2016年春節期間，蘇敩一位好友的舅舅走失了。好友知道蘇敩參與救援，打來電話求助。當晚八點多，他們在盧溝橋的河灘里找到了老人。
事後，幾個人喝了半宿酒，聊著聊著，話題轉到一個現實問題上：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社會問題。如果一個小孩走丟，就是一個重大刑事案件和社會事件，全社會去找。如果誰家老人走丟，大家會說，大人好好的怎麼會走丟呢，但其實老人走丟，危險性非常大。」
那晚，蘇敩意識到：這件事太有意義了，值得長期做下去。他和幾位戰友組成了最初的團隊，開始在城市中尋找走失老人。
一切遠比想像中複雜，困難遠超山地救援，山地救援往往有明確的搜索範圍，比如懷柔的箭扣長城，目標就在這片山巒之中。而失智老人既無目標、也無規律，可能從北京的某一個城區出發，卻消失在任何一個無法預測的角落。
當時，國內沒有成熟的經驗可以借鑒，蘇敩和志願者只能自己摸索著往前走，最開始，他們依靠人海戰術，一次召集五六十人，浩浩蕩蕩地分頭尋找。大家拿著尋人啟事詢問路人，得到的回應多半是「我好像見過」，隨後指出的卻是一個錯誤的方向。根據他們處理的近500起案例統計，通過詢問路人獲得準確有效信息的概率，幾乎為零。
他們也嘗試過認真聽取家屬提供的線索。家屬們常常會說：「我們老太太從來不上台階」「她平時走得特別慢」。可一調監控才發現，老人連續經過三個探頭的速度比年輕人還快，「嗖嗖」地就走過去了。許多老人在家人面前是一種表現，一旦獨自在外，真實的行動能力才會完全顯現出來。
正因如此，他們不得不將搜尋的重點轉向監控視頻。
找到老人後，疲憊的隊員們
然而，即便找到老人，疲憊的隊員們也常常陷入沉思：除了依靠監控，我們還能怎麼做？直到一次尋人任務，讓他們開了竅。
那是一位退休老警察的走失案例。最後發現，老人進廁所時撞見一個「嫌疑人」，跟著上了公交車，他完全活在自己當警察的年代裡，忘了已經退休。
這次經歷點醒了蘇敩：老人走失，往往是被過去的記憶牽引著。
「我們專門去天壇醫院和北醫六院掛專家號，就為了弄懂這個病。」蘇敩說，「患有阿爾茨海默症後，他們的記憶像被切成了一段一段。你以為現在是2024年，他們心裡裝的可能是1990年的事。」一旦某段記憶被觸發，他們就會下意識地去找回過去。
從此，救援隊調整了思路。出發尋人前，他們問清老人的衣著外貌，還詳細了解老人的經歷和職業。確定方向後，一組人去街道辦事處調監控，另一組人在路面搜尋、查看民用監控。
這些年的救援，總有一些瞬間，能穿越疲憊與艱辛，讓蘇敩覺得暖洋洋的。他談起了一位老人被找到後，老太太看到丈夫後，迎上前去，捧住他的臉，老人像孩子般委屈地低聲說道，「我走丟了，你怎麼不要我了」。老太太牽著老人的手說，走，我們回家。
老人是一位年近八十的海軍老兵。當天，他兒子帶他到單位辦事，因需要臨時簽字，便將老人獨自留在傳達室門口，誰知回來後，老人便不見蹤影。
搜尋持續了四十多個小時後，依然沒有線索。家屬決定在尋人啟事中懸賞「十萬元」。近七十個小時後，老人終於被找到。原來他一心想要返回公主墳的海軍大院，卻因認知不清，越走越遠。最終在靠近公主墳的地方將老人順利「攔截」。
北京志援應急救援服務中心辦公室里掛滿錦旗
事後，兒媳執意要支付酬金，但救援隊有明確規定，絕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費用。
談到這件事的後續，蘇敩得意地說：「那位兒媳的同事加入了救援隊。如今已成長為團隊的核心成員，積極性強，幾乎什麼工作都肯做。」
在尋找老人的過程中，蘇敩見證了許多溫暖的故事，也深切感受到人性的幽微。
救援隊曾在朝陽尋找一位老人，老人所在的村子經歷了兩次拆遷，家境富裕。
在老人走失五十多個小時後，隊員們按經驗建議家屬在尋人啟事上註明酬金，老人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商量再三，最終只願寫上一千元。
啟事出來後，同村的老人們議論紛紛：「他們家好不容易把媽弄丟了，你們可別給找回來。」 有人提起：「前兩天二閨女家狗丟了，尋狗啟事都懸賞五千塊。」風言風語最終傳到了老村長耳中，她讓兒媳推著輪椅找到蘇敩，說：「我們村丟不起這人，我來出十萬！」
後來，老人被隊員找到。不久後，蘇敩發現自己和隊員的聯繫方式被這家人刪除了。
還有一次，救援隊搜尋的是一位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兵。中午，他的兩個兒子留下仍在搜尋的救援隊，獨自回家吃飯。直到晚上，他們才在群里問了一句：「晚上還找嗎？要找的話，我們在哪兒集合？」
老人最終去世了，是溺水身亡。
在尋人過程中，確實會碰到一些讓人心裡特別不是滋味的家屬。雖然次數不多，但每遇到一次，那種沮喪和困惑都會纏著蘇敩和隊員很久，「怎麼都繞不出來」。
找到老人後，老人和隊員、志願者合影
這時候，隊里的「鳥叔」就成了他們的主心骨。
鳥叔是2017年加入團隊的，那時他七十多歲，父親剛走兩三年，母親已經一百多歲了。
說起這個人，蘇敩的語氣裡帶著敬佩。鳥叔是改革開放後最早一批去深圳的大學生，在那邊工作了半輩子。退休後，鳥叔回家專心照顧年邁的父母。
「他原來唯一的嗜好就是喝酒。」蘇敩回憶道。隊里很多視頻都能看到，鳥叔背包里總放著幾個礦泉水瓶，裡面裝的全是高度散裝白酒，「簡直當水喝」。
其實隊里並沒有明令禁止喝酒，但大家都明白，救援時要和家屬溝通，喝得醉醺醺的，既顯得不尊重，也影響判斷力。
鳥叔漸漸明白了這個道理。剛開始，他天天打電話問「今天有救援嗎？」聽說沒有，就放心喝起來。後來隨著對救援工作越來越投入，他先是把早晨和中午的酒停了。再後來，晚上也不喝了，因為晚上也要經常出任務。
「說到底，是他自己有毅力。真正想做成一件事，總得捨得放下些什麼。」蘇敩說。
鳥叔沒什麼大道理，就是在課上和大家聊，「咱們都是黨員，是志願者，得想明白自己圖啥。你的心該放在哪兒？」這些話，幫隊員把快歪掉的心態，一點點掰正。
這支隊伍里的人，背景五花八門。有開滴滴的、跑黑車的司機，有在基層工作的保安，也有公交車司機；同時，團隊里也不乏在政府部門、私企上班的白領，還有自己開公司的創業者。年齡跨度也極大。隊里最年輕的隊員，第一次參與救援時，甚至還沒滿18歲。
郝建是現在隊里的主力，來這裡有兩年多了。他和妻子經營著一家外貿公司。空閑時，他喜歡爬山撿垃圾，也正是撿垃圾時，他結識了現在所在的救援隊。
郝建
他曾在電建行業工作，也曾在全國數學競賽中得過獎，所以這份需要邏輯和分析的野外尋人工作，他幹起來很上手，很快當了隊長，參與了50多起救援。
對郝建而言，城市搜救更像是一場在龐大棋盤上進行的推理遊戲，精準的空間推理能力，遠比體力重要。「你必須清晰地知道，從這個路口出去，去查哪個監控，才能百分之百地確定老人沒有從這裡離開。」
做沒有回報的事，並不被人理解，他的妻子在他連續熬夜尋找老人後，開始心疼他。郝建只得講一些救援隊里溫暖的事，寬慰對方。
19歲的志願者土豆今年年初剛加入救援隊，他清楚地記得第一次參與搜救的經歷。那天中午，得知老人走丟的消息後，只用了幾個小時，他們便找到了安然無恙的老人。
但這段經歷卻成為他藏在心裡的秘密，他在學校的同學幾乎無人知曉。有一次，他和一位朋友講了這件事，對方問他「給你錢嗎？」，得知沒有報酬後，眼中滿是不解。
做一份沒有報酬的工作，支撐著他們的從來不是外人的理解。
郝建曾在接受一些媒體的採訪時，被問到「是否有英雄情結」？
他否認了。但事後細想，他覺得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我相信這世上沒有人沒有英雄情結。誰不喜歡被鮮花和掌聲圍繞？誰不喜歡別人對你豎起大拇指呢？」他坦言，「每個人都有，但我為什麼說沒有？因為英雄太累了。」
去年成功送一位老人回家後，善寫毛筆字的家屬想送他一幅字以示感謝。老人寫了「人生如蠟」。家屬立刻糾正他，說應該是「人生如炬」，寓意「我們是一團火，要照亮周圍」，這才積極向上。
「我照亮自己就行了。我還是喜歡『如蠟』。」郝建說。
「如炬」是為了照亮別人，而「如蠟」，為的是照亮自己的腳下，看清自己該走的路。「我只想把我手頭的事做好，至於別人怎麼做，那是『如炬』的人去考慮的。所以，我只能『如蠟』。」
北京志援應急服務中心的隊員和志願者們
在蘇敩創立的這支救援團隊里，時間是最為核心的度量因素，他們和時間賽跑，但其自身也始終在與志願者的「流失」賽跑。
據團隊內部統計，自2016年至今，累計參與過尋人行動的志願者已近萬人。然而，巨大的參與基數背後，是人員的高流動性。有人因結婚生子，有人因離京發展，也有人因興趣轉移或一時情緒而退出。如今仍能隨時響應出隊的核心成員，僅剩下數十人。
核心成員也在退場。過去，「鳥叔」負責與家屬進行關鍵溝通，他擅長從家屬的描述，敏銳地捕捉老人生活的細微之處，而這些細節往往成為尋人的最重要線索。如今，鳥叔因為身體原因離開了。
而只是團隊面臨的挑戰之一。更現實的，是持續的資金壓力。蘇敩算了一筆賬：平均每次尋找老人的行動耗時超過40小時，單次成本大約在5000元左右，大部分來自食宿。疫情之後，整個團隊的運營壓力明顯增大，來自政府的撥款有所減少，整體社會經濟形勢也不如往年。
資金最充裕的時候是2019年底。那時團隊通過承接一些商業項目，賬上曾積累過一百多萬元的資金，這些錢全部被用於支持老人搜救工作。但即便在那時，也完全談不上給隊員發放補助，「現在就更不可能了。」
而現實的需求卻無比緊迫。開始尋找老人不久後，救援隊得到的一份數據顯示：僅在2017年9月，全市記錄的阿爾茨海默老人走失事件就高達597起。其中，當月成功找回的僅35起，確認死亡的30起。這意味著，超過500名老人至今下落不明。
隊員和志願者找到走失的老人
而現在，中國約有2億多老年人。若按10%的患病率估算，潛在的阿爾茨海默病患者數量高達數千萬。然而，這其中的絕大多數並未被正式統計和確診。
這也意味著，有更多丟失的老人，正在尋找回家的路。
究其原因，首先是認知上的偏差。蘇敩覺得，很多家屬並不認為老人的記憶衰退、性情大變是一種需要醫治的「疾病」，而更傾向於將其視為正常的「老糊塗」。其次是老人自身的抗拒，他以自己80多歲的母親為例，他和妹妹一提帶她去體檢，她立馬就說「不去不去，我沒病」。
而更深層的原因，或許還與社會文化中的「病恥感」有關。
「老年痴呆」這個帶有貶損意味的舊稱，讓許多家庭對這類疾病心生忌諱。「試想，如果我母親確診了，我很可能不會告訴朋友。因為一旦說了，別人見面就會問：『你媽那病好點沒？』這無異於一次次地被提醒『你媽傻了』。」為了逃避這種壓力，很多家庭選擇沉默和隱瞞。
無數家庭正默默承受著記憶流失帶來的重壓，直到『走失』這一刻，危機才徹底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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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人數逐漸上升，治療方案卻沒有明顯的前行。
數十年來，全球科學家在阿爾茨海默病的治療研究中投入巨大，但進展緩慢。2002年至2012年間，全球共開展413項臨床試驗，測試藥物244種，僅有一種獲准使用，且只能暫時緩解癥狀。
患者與家庭等不起。
蘇敩和隊員們希望，越來越多的人能加入他們的行列，「並不是說讓大家都加入我們志願團隊，而是多留個心，或許你開口問一句，抬手打電話報個警，就拯救了一個阿爾茨海默症的家庭。」
在派出所，家屬、郝隊和其他志願者見到了老人
談及投身於此的初衷，除了對家人的擔憂,「我害怕母親會得這個病」，也有一份看似「自私」的考量，「我更害怕自己未來會得這個病」。
蘇敩今年53歲，作為獨生女的父親，他不敢想像如果自己某天走失，女兒將如何獨自面對。而留在志願團隊，就成了他為未來預購的一份「保險」：「也許十年後我走丟了，這幫兄弟還能把我找回來。」
幫助別人，本質上也是在幫助未來的自己。
如今，蘇敩已經中年，很多人問他，這件事還會繼續做下去嗎，無論被問多少次，他都會說，會把這件事一直做下去。
註：採訪：邊阿正、蘆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