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政府抓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並宣布計劃接管該國以來，世界面臨著長期規則逐漸失效的現實。全球最大的安全聯盟急速走向一場存亡危機，伊朗境內範圍不斷擴大的抗議活動威脅著伊斯蘭共和國的統治，俄羅斯已向烏克蘭發射可攜帶核彈頭的導彈。
《紐約時報》觀點版邀請五位撰稿人做出展望：當二戰後秩序的根基逐漸瓦解，各國尋求立足點之際，世界將走向何方？他們給出了一幅下個世紀的嚴峻圖景：白熱化的能源競賽、相互衝突的權力中心、由中國主導的世界、機會主義盛行、以及持續多年的劇烈動蕩。
他們達成共識：我們熟知的世界正在終結，一個全新的時代已經開啟。
亞當·圖茲：能源巨頭對決
圖茲博士是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
20世紀10年代初，丘吉爾下令將英國龐大的無畏艦隊的燃料從煤炭改為石油。按照通常的說法，此舉開啟了石油權力時代，同時也意味著將當時世界最大的石油生產國美國推上20世紀理所當然的霸主的地位。
如果說全球競爭與技術和能源密不可分，那麼各國的能源獲取方式或許能預示下一個世界秩序的形成形態。
如今，中國是典型的能源大國。它全方位尋求能源，調動大批科學家和工業研發力量。至少在拜登政府任期結束前，美國似乎也在參與這場競爭。得益於頁岩氣革命，美國在石油和天然氣領域超越了沙烏地阿拉伯。拜登總統強調美國鋼鐵產業的重要性，這帶有一種復古的、類似兒童積木玩具般的思維，但美國至少還在綠色能源領域參與競爭。
而後的第二屆特朗普政府，本身就是美國保守主義運動激進化浪潮的產物。其政策中有些元素相對傳統：宣揚能源主導地位，使用強硬手段確保勢力範圍。但另一方面，該政府否認氣候變化、攻擊科學、對風力渦輪機抱有恐懼。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本屆政府所秉持的保守主義理念介於蒸汽朋克與反對進步的19世紀天主教之間。
當然，問題在於，蒸汽朋克並非現實，太陽能電池板才是真實存在的；人工智慧需要兆瓦級的電力供應；而無人機對戰艦構成威脅，即使是特朗普級戰艦也不例外。脫離21世紀物理學、電氣工程學、市場規律和國際社會，或許能讓本屆政府在與自由派的對抗中佔得上風，但是大流行是真實存在的，委內瑞拉原油確實粘稠難采，而現代美國陸軍依靠電池而非俯卧撐運轉。
美國權力體系中這種反體制、後真相特徵的特質，以及對石油的痴迷，並非始於特朗普。還記得切尼、喬治·W·布希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嗎？中國人是記得的。過去一代人時間裡，中國政府堅定不移地追求替代能源，這反映出它不願再受制於華盛頓反覆無常的暴力政治。如今的中國首先是一個化石能源巨頭——甩出第二名很遠的史上最大化石能源消費國。但它的主要能源來源是美國無法控制的煤炭。效法蘇聯，中國能源體系的支柱是工業電力——但現在是由電子科技驅動的電力。為最終取代燃煤發電廠，中國鼓勵民營企業家建立創新型電池和太陽能電池板工廠，這些產品如今已主導全球市場。
地平線上隱約可見全球能源體系的新前景，這個體系不再依賴開採石油，而是耕耘太陽能。當然，這個體系的建立也必然伴隨著複雜的挑戰。與如今美國呈現出的怪誕景象相比，人們很容易將中國描繪成充滿光明的避風港——正如習近平主席常說的綠水青山。但中國的能源體系也有其陰暗面。西藏的太陽能電站和新疆的輸電線路都承載著帝國野心。該地區的經濟狀況一團糟。
但中國所經歷的才是現代性的真實辯證過程，而非特朗普那種表演式職業摔跤版本。這種能源巨頭之間不平等的競爭，最終會形成一種新的世界秩序嗎？石油國家與那些認同中國打造的綠色未來的國家之間會形成新的權力和影響力集團嗎？沒人能看得那麼遠。目前的前景是一個由廉價能源驅動的多極混亂世界：一場伴隨無人機和重質原油的多重危機。
莫妮卡·達菲·托夫特：世界一分為三
托夫特博士是塔夫茨大學弗萊徹法學院國際政治學教授。
二戰後建立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正在瓦解，世界各大國正重拾一套陳舊的策略：劃分勢力範圍。俄羅斯兩度入侵烏克蘭，中國在南海推行軍事化部署，美國扣押委內瑞拉在任總統，並公然威脅要以武力從北約盟友手中奪取格陵蘭島。這些舉動源於一個共識：大國要麼擴張，要麼滅亡。
二戰期間，美英蘇三國領導人在雅爾塔會晤，實際上將歐洲劃分為兩大對立陣營——
一方主導著逐步瓦解了殖民主義合法性的開放體系；另一方維繫著依靠高壓統治運轉的封閉體系。與會者心知肚明，默許蘇聯踐踏東歐國家的主權訴求是極其不公的，但如果不這麼做，等待他們的便是更多戰爭。這一安排之所以能夠奏效，是因為它經由協商達成、有明確邊界，而且在當時那個全球衝突可能意味著人類滅絕的時代里，它符合各國領導人的共同利益。
如今正在形成的格局卻未必能夠複製當年的成功。相反，我們正步入一個大國追求霸權卻罔顧規則、毫無節制且缺乏共識邊界的世界。這是一種只有勢力範圍邏輯，卻無勢力範圍規則的無序狀態。
當下勢力範圍格局的三大核心特徵使其無力構建穩定的世界秩序。首先，當前的大國權力整合併非是為應對迫在眉睫的又一場世界大戰。1945年的《雅爾塔協定》是由已然筋疲力盡的各國共同促成的，旨在避免全球戰火重燃。而如今正在形成的勢力範圍無法帶來同等的穩定效益。非但如此，它們甚至可能將世界推向截然相反的方向。
第二是美國當前領導地位的性質。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民主國家現在由一位顛覆百年美國外交政策的總統領導，該政策曾致力於維護自由貿易，保障世界免於戰爭。特朗普總統明確表示了他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欽佩——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能夠利用國家權力來推進和維護自己權力的威權領導人。這三個人都以修正歷史的方式，為推行強硬的軍事脅迫性外交政策提供依據。
第三，在當今，僅憑地理因素已無法像過去那樣維繫勢力範圍。儘管特朗普政府試圖主導西半球，但美國的影響力仍要依賴同盟體系、海外軍事基地，以及在全球金融與貿易中的核心地位。中國同樣通過貿易往來、基建融資和技術輸出構建起遍布全球的龐大網路。即便是俄羅斯，也依靠能源、糧食和武器出口維繫與全球市場的聯繫。任何一個大國，若想退回到自給自足的封閉狀態，都勢必要破壞維繫自身權力所依賴的各種相互交織的全球網路。
這場早已拉開序幕的撤退實則是一種自我毀滅。本世紀各大國將面臨的諸多關乎存亡的重大威脅——未來的大流行、氣候變化、人工智慧的武器化、網路攻擊以及跨國恐怖主義——都是根本無法單憑一國之力應對的。隨著世界再次分裂為相互對立的勢力範圍，應對這些威脅所必需的國際合作正日漸式微。
新興的世界圖景看似承諾穩定，實則只會帶來無盡的不確定性與日益累積的危機：核大國之間的衝突引爆點增多、核擴散加劇、全球威脅應對合作減少，整個體系在結構上無力化解自身製造的風險。
馬蒂亞斯·斯佩克特：全球南方奮起反抗
斯佩克特博士是巴西聖保羅熱圖利奧·瓦加斯基金會政治學與國際關係教授。
大國政治以熟悉的形式回歸：脅迫、干預、等級制度。美國、中國和俄羅斯再次主張對特定地區、貿易路線和政治聯盟擁有特權——其手段往往突破或迴避了本應定義冷戰後時代的法律約束。
那些在上世紀被強加的等級制度中塑造而成的國家，如今正成為全球歷史下一篇章的核心。這些國家——包括印度、巴西、南非和伊朗等——都曾經歷過不同程度的佔領、託管或外部約束。作為一個群體，它們在治理模式、安全考量和發展戰略上存在巨大分歧，但它們共享一套在統治與反抗中形成的政治邏輯。對它們而言，主權並非抽象概念，而是來之不易的財富——一種極易受到威脅、因而必需堅決捍衛的資產。
然而，這種共同經歷並未讓這些通常被稱為「全球南方」的國家（儘管這個稱謂並不完美）形成思想或行動上的統一。但它確實催生了靈活性。在各大洲，中小國家的政府越來越傾向於趨利避害而非結盟、擇機利用國際論壇而非一味承諾、進行交易性談判而非屈從。它們將貿易渠道多元化、重新規劃資金流向、培育替代合作夥伴、保留靈活選項。如今，這些國家的核心資源往往不是意識形態，而是選擇權——以及在新的地緣政治圖景中讓自身選擇產生重大影響的能力。
當最強大的國家爭奪主導權的時候，其競爭發生在一個經濟相互依存度高、全球危機日益加劇的世界裡。供應鏈、支付系統、能源流動、數據網路和糧食市場都已成為施壓工具。相互依存不再能夠制約權力；相反，它正日益被武器化、重定向和定量配給。影響力不僅通過軍隊傳播，也通過市場和基礎設施滲透。
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抵抗。脅迫或許仍能換取短期讓步，但也會加速多元化進程，推動各國在金融、技術和安全領域構建退出選項。大國在軍事、經濟或技術層面施壓越猛烈，就越容易引發反抗。這種反抗未必總是激烈的公然對抗，也可能是通過拖延、淡化、選擇性遵守和戰略模糊等方式進行的溫和抵制。
下一個世界秩序可能不會是穩定的大國協調體系，也不會是將全球清晰劃分為對立陣營的格局。它可能會更加混亂、充滿即興發揮、競爭更激烈——一邊是試圖劃定邊界的大國，另一邊是對等級制度有著切身體驗的國家，它們不斷試探、變通和重新談判這些邊界。
在一個相互依存且危機四伏的世界裡，等級制度不會終結競爭，只會讓競爭愈演愈烈。
杜如松：美國把舞台讓給了中國
杜如松(Rush Doshi)曾任拜登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與台灣事務高級副主任，現為喬治城大學和外交關係委員會學者。
一個多世紀以來，美洲似乎首次成為華盛頓的最高優先事項——但這會以犧牲投入到歐洲和亞洲的時間與關注為代價，最終將讓北京受益。
本屆政府追求的「美國堡壘」(Fortress
America)戰略，無法抵禦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通過帝國的開疆拓土構建這一戰略，可能會重蹈其他大國的覆轍——那些國家同樣誤以為國家實力的真正來源是領土控制，而不是技術掌控。
18世紀，中國和俄羅斯短視地在歐亞草原上構建勢力範圍，而英國卻通過完善蒸汽機贏得了那個世紀。19世紀，歐洲人痴迷於瓜分非洲，而美國則憑藉電氣化和大規模製造實現了飛躍。
如今，美國正冒著分散注意力的風險，試圖控制委內瑞拉並奪取格陵蘭島，而中國則投入巨資爭取贏得未來技術——從人工智慧和機器人到量子計算和生物技術。
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已比美國大30%左右，其工業基礎是美國的兩倍，發電量是美國的兩倍，其海軍規模預計到本十年末將比美國大50%。中國在電動汽車和下一代核反應堆等新技術領域處於領先地位，而美國從抗生素到稀土礦物等方方面面都越來越依賴中國。
主宰美洲並不能改變這一點。西半球僅佔世界人口的13%左右，其在全球經濟和製造能力中的佔比還在下降。如果優先考慮美洲意味著投入亞洲的資源減少，那將是一筆糟糕的買賣——它會把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拱手讓給北京。美國將在技術上落後於中國，在經濟上依賴它，並面臨軍事上被其擊敗的風險。結果將是一個中國世紀。
對美國來說，平衡中國龐大規模的唯一途徑是重振美國國內實力，並通過在國外建立「盟友規模」來利用美國夥伴的集體力量。「美洲優先」的西半球執念使這一點變得複雜。它讓領導人從國內復興的任務中分心，並疏遠盟友和夥伴。例如，從丹麥手中奪取格陵蘭島將破壞北約，並使歐洲倒向中國。這將是戰略失誤。
北京似乎認識到，在治國方略中，將精力集中在正確的問題上至關重要。對華盛頓來說，21世紀的核心戰略問題不是美國能否在西半球建立堡壘，而是美國在作為世界上最強大、最先進、最繁榮的國家一個世紀之後，是重振真正的實力來源，還是將火炬傳遞給中國。
瑪格麗特·麥克米倫：預計混亂局面將持續
麥克米倫是歷史學家，曾任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院長。
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裡，許多人開始厭倦那種看起來只會一成不變的未來。快速行動、打破常規，或者至少把一切攪動起來，顯得大膽、激進而新鮮。如今我們已經走到了這裡。我們曾經習以為常——回過頭看，已經到了固步自封的地步——的國際秩序，如今情況堪憂，或許已經無法挽回。
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特朗普總統會下令再抓捕一位國家元首嗎？會再扣押一艘懸掛俄羅斯國旗的油輪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不會認為現在是時候讓台灣與大陸「統一」了？明天太陽還會升起嗎？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被稱為「極端不確定性」的時代。我們正處在一個過渡期：舊體系正在瓦解，但我們還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也許不久之後會形成一種新的常態，但如果歷史可以作為參照，我們不應指望這一點，而應為一段長期的動蕩期做好準備。
可預見性對於全球和平至關重要，但它並非眼下這個世界的特徵。事實上，試圖做出預測幾乎是徒勞之舉。破壞性的因素太多了，比如不可預測的選民、貿易戰、人工智慧（及其隨之而來的投資泡沫）、人口老齡化和全球變暖。修正主義國家打破規則、拋棄規範，入侵或威脅鄰國。一些國際軍備協議任其失效或被徹底無視，而另一些亟需更新的協議——比如防止核擴散或太空軍事化的協議——卻被擱置不管。
缺乏一套公認的規則框架使我們所有人都更容易受制於決策者的任性，而他們只能臨機決斷。而在這一點上，也沒有太多樂觀的理由。我們真的認為當前這一批領導人及其顧問——乃至我們任何人——有能力妥善應對我們所面臨的多重挑戰嗎？比如印度總理莫迪：他勤於豎立紀念碑，卻不太擅長提供公共服務和繁榮；又如遭到孤立的俄羅斯總統普京，被一群不斷向他保證他永遠正確的侍從所包圍；或者特朗普，在這個大多數指標上仍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裡，他熱衷於在國內外施展權力，但注意力卻在白宮修建宴會廳與對委內瑞拉不宣而戰之間來回跳躍。
在這個不可預測的世界裡，我們看到的將不是秩序，而是一個個熱點，大國在這些地區致力於實現排他性的勢力範圍，並在陸地與海洋的交匯處發生衝突——中國與美國在台灣與太平洋上對峙，印度與中國在共同邊界發生摩擦，歐洲在與俄羅斯接壤的東部邊界緊張對峙。
小國可能會爭相尋找庇護者，但正如1914年之前那樣，只要看到更有利的條件就會轉而投向另一方。這種不斷的重新排列本身就蘊含風險。歷史上，大國——以及中等強國——屢屢捲入受其保護的國家的紛爭中。戰爭可能會意外爆發；而一旦開始，便很難控制或結束，往往像森林大火一樣吞噬沿路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