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广场

我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国家想要抹掉的生命。我出生在一个年代—— 国家决定谁可以活，谁必须死。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一个孩子不是家庭的希望，而是国家人口计划里的“一个数字”。我的出生，被那个时代的政策归类为“违规、生错、必须处理”。 我，是一个本来不被允许存在的生命。 我妈妈怀上我后，第一件事不是高兴，而是害怕。她必须马上逃。她挺着六个月的肚子东躲西藏，从姑姑家到舅舅家，再到远房亲戚家，像一个背着罪名的人，被迫以“怀孕的身体”逃亡。而村里的墙上，刷着刺眼的大字：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这不是宣传语，这是威胁。这是命令。这是极权对普通妇女和孩子最赤裸的暴力。所有人都明白：如果被发现，就会被抓走、强行引产；如果逃不掉，全家都会被惩罚。我的生命，从第一天起就是“被追捕的生命”。 政策执行者找不到我妈，就开始惩罚家里。他们闯进家门，翻箱倒柜，把锅碗瓢盆、粮食衣物、能拿走的全部拿走。而最残忍的是，他们把我家养的两头一百多斤的大猪赶上村里电影院的楼顶，让它们在烈日与寒风中折磨三天三夜，奄奄一息。他们用这种方式逼迫我妈现身——用一条生命折磨另一条生命，只为了强迫一个女人放弃她肚子里的孩子。那句口号“扒房牵牛”，在我家变成了现实。房没被扒，但牛（猪）被牵走了。那不是政策，而是报复；不是管理，而是迫害。 经过六个月的逃亡，我妈还是被抓到了。计划生育干部强行把她押送到卫生院，安排引产。她没有选择权，没有人问她愿不愿意。在制度眼中，她是“违规者”，而我，是必须被终结的“数字”。那一天，本来是我生命应该戛然而止的日子。但命运在那个夜晚微微松了一下：负责的医生临时无暇安排手术， 引产需要推迟到第二天。在那短短一夜里，我妈拼命寻找机会，最终冒着可能被抓回、甚至被殴打的风险，从医院逃了出去。那一刻，我的生命被重新捡了回来。不是因为制度仁慈，不是因为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