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梅:我为什么加入中国民主党?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并不认为自己会与政治发生直接关系。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更关心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家庭、工作、孩子以及个人前途。我也曾真诚地相信,只要足够努力、足够低调,就可以在既定秩序中为自己争取一块相对安稳的空间。但现实一次次提醒我,这种想法本身恰恰是一种被精心塑造出来的幻觉。
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不参与政治或许是一种个人选择;但在一个权力不受制约、言论被系统性压制的社会里,不谈政治本身,往往已经构成了对既有权力结构的被动认同。在中国,许多看似与政治无关的个人遭遇、规则的随意更改、权力的不可申诉、普通人尊严的被忽视,并非偶然事件,而是制度性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呈现。
当表达被视为风险,当沉默被塑造成美德,当恐惧成为社会运行的润滑剂,个人命运就不再仅仅取决于勤奋与品行,而是被牢牢嵌入一个不可讨论、不可质疑的权力结构之中。这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失败,而是一种制度的困境。
三年的疫情,使这种困境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疫情并不只是一场公共卫生事件,而是一场覆盖全国的、以“维稳”为核心目标的制度性试验。在这场试验中,普通民众被集体剥夺行动自由,被强制隔离、封控、监控,个人权利被压缩,尊严与生命被牺牲。
我本人也曾在疫情期间被风控、被强制隔离。在“稳定压倒一切”的逻辑之下,正常就医被视为风险,合理求助被视为麻烦。那段时间,我清楚地感受到,在这个体制中,普通人的身体并不真正属于自己,而是随时可以被调度、限制和处置的管理对象。
更令人无法承受的,是那些被全社会目睹却无人负责的惨剧——乌鲁木齐大火中,被封控困在家中的居民因防疫措施失去逃生机会,活活被烧死;贵州转运隔离人员的班车在深夜失事,生命在“防疫任务”的名义下被轻率消耗。这些并非偶发事故,而是制度逻辑的必然结果:
三年的疫情,彻底撕碎了中共关于“为人民服务”的叙事。权力在恐惧中不断扩张,却始终拒绝建立任...